我在香港的十四年
原创： Sam三少 三锅菜与WW 1周前
Sam 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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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周，因为香港的事情，很多朋友来找我聊，包括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的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或即将到香港来上市。他们非常关心香港，也对香港未来的定位存有疑问。很多微信群里，关于香港的争议就更多：群友们往往分成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也经常发生愤而退群或被退群的事件。不管是左边的朋友还是右边的朋友，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讨论香港其实是基于自己的立场，也难免有预设的偏见，在这样基础上的争论往往很容易变得偏激。
我一般很少参与关于政治观点的争论，但我认为提供一些客观的事实基础很重要。我在香港生活了14年，来香港之前在北大受的教育，在北京学习和工作了八年的时间。即使后来家搬到香港，我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也会在北京和全球各地，也有很多香港和香港以外的朋友。希望能够将个人在香港这十四年的经历和体验跟大家分享，从一个普通市民的感受角度，或许可以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香港这个城市，很多问题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理性、客观的思考角度。
1
初来乍到
我是2005年到的香港，以前投行的老板到贝尔斯登重建亚洲投行业务，把我招到香港。当时来的时候很兴奋，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但最开始几年其实从来没有想在香港定居下来，公司有补助租房，也就错过了买房的最好时机。香港房子问题是很多人心头之痛，后面我再专门说说。
很多大陆朋友刚到香港会觉得有些隔阂，我其实也花了些时间融入，后来发现更多问题是文化和理解的问题。举个简单例子，香港人应酬多选在中午，尤其是商务，因为晚上多是跟家人吃饭。但大陆的文化是酒桌上更好打破距离，香港人是有事说事，不是特别熟或者好朋友也不太会晚上来顿大酒。所以一些朋友来了后觉得不容易交朋友、有距离。
另外一个问题是语言，香港人讲粤语，也觉得讲粤语更亲切，不知不觉就会讲起粤语，大陆的朋友听不懂，就会抱怨起“鸟语”来。我在投行，很多上市项目需要和联交所打交道，他们几乎都是讲粤语的，所以早期投行负责执行的企业融资部门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我虽然也是广东人，但其实母语是潮州话，粤语也是后来学的。即使到了去年带队去一个监管机构汇报工作，还是用粤语做的演讲。早期香港投行里很多本土的香港人，因为专业程度高，市场也刚在起步期，企业对上市等也不太熟悉，当时涌现出来的一批投行家例如“红筹之父”梁伯韬先生都是香港人。
后来市场火热起来，大陆成为投行最大生意来源，关系和对大陆的了解更重要，投行往往风向转得最快，招得更多的是有大陆有关系的人，大陆背景从以前的少数变成多数。另外，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不会讲普通话也变得很难找工作。这些本就是物竞天择，经济变化的自然结果，但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冲突和埋下了一些矛盾。
其实不只香港，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类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上海企业的IPO，当时团队里必须配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分析员，因为经常会开着开着客户就完全讲起上海话了，我不带个翻译的话就只能像一个聋子坐着，自己当时也会觉得被隔离和不快。但其实我碰到潮州人也经常会不自觉讲起潮州人话，也被人抱怨过。语言和文化的冲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多少会有一些，只是过去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在香港被急剧放大了。每个人每个地方都难免有偏见，偏见加上情绪就很容易被上升为矛盾和冲突，如果彼此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可能就会平和许多。
在香港的头几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算很快适应了下来，业务方面我很庆幸碰到一些非常严厉却又专业的老师，帮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也通过了考验，考评很高。一切似乎都比较美好，没想到却很快碰到一场惊涛骇浪。
2
金融危机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兴也金融，危机来时影响也大。
08年的金融危机起于美国，却也很快扩散到香港，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我。贝尔斯登当时是全球第五大投资银行，在次贷市场中颇为激进，结果成为金融危机第一个倒下的大投行。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被并购前最后一周，周三的时候我们的CEO还出来接受参访安定人心，强调公司账上还有几百亿美元现金，结果到了周五股价当天就急剧下降，后来发现撑不到下周一开市，只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在美国政府的介入下JP就收购了贝尔斯登，周一早上JP的投行家就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了”。我当时对贝尔斯登有很强烈的感情，有点接受不了，后来即使JP给了OFFER可以留下，还是去了瑞信。
当时也深刻体会到金融危机的残酷，当时贝尔斯登很多高管和员工都有公司的股票，很多人一夜之间财富急剧缩水，JP收购的时候也裁了大量的人，我当时可能是极少数有OFFER留下却辞职的，中间有个过渡期每天要去办公室上班，最开始还要忙一些交接的事，后来事情越来越少，办公室的人也越来越少，再后来连每天的报纸也没有了。
当时房子便宜，就去看楼，但后来金融危机迅速恶化，雷曼也破产，本是超级金领的投行家被商业银行视为危险人群，设立专门的团队审核投行人士的贷款需求。加上看中的房子没谈好价格，经常聚的投行朋友都觉得前途茫茫，随时准备打道回家，也就取消了置业的念头，现在看来是一个大失误。
香港没有本土市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首当其冲，包括97年金融危机，每天报纸都有申请破产的，很多人负资产，包括明星钟镇涛。破产的人要收到法院很多限制，钟镇涛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每月的置衣和剪发费用为500至800港币、饮食2000至3000港币、住宿4000至8000港币、每天交通费为20至30港币等。直到后来他还清欠款后才恢复生活正常。
香港每过几年就受一波金融危机冲击，很多香港人见惯了大起大落，却不气馁，人生大不了重头再来，狮子山精神一直是支撑香港的一股力量。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自雇的按摩师傅，以前也是开厂的老板，后来破产，自学按摩手法，慢慢开了一个店谋生，聊起来难免感触，但却不觉他有任何怨愤，多少是一份工，把工打好就好。做股票的就更是如此，市道好的时候燕窝鱼翅，差的时候就白粥咸菜，也不觉得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
香港人信奉专业，打好这份工，特首也是打工的。不少的士司机年纪也比较大，有七十多岁还开出租的，六十多的司机比比皆是。最近一段时间时不时就有唱衰香港的言论出来，我却认为：只要香港人的这种精神还在，即使有艰难险阻，香港的前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当前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将这种精神传到下一代去。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如何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努力拼搏。
3
香港印象
在投行十几年，经历了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出来参与创业，最开始在北京时间多，后来我们以香港为基地发展国际业务。这期间见识了香港还有大陆十几年的变化，也跑了全球很多地方，最后还是坚定的选择在香港定居，很喜欢这个地方，也聊一下我对香港整体印象的一些看法。
香港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规则非常清晰的地方，在规则下经营或生活，你无需畏惧也不能去踩线。政府是管治机构但更多是服务机构，官员是职业经理人，是市民聘用的，也有很多问责制，政府官员做的不好压力也很大。
有几个很深刻印象的例子，香港报税不是代扣代缴，自己每年申报然后自己缴纳。有一年因为出差，我忘了按时缴税，税局发了封信来要问责，第一次碰到这个我也紧张，就打了他们的热线电话上去，接电话的职员很客气，我解释了我的情况，他看了我以往的记录很好，就安慰我说没事，写封信上去解释就可以，后来简单写了封信，税局就也不追究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接电话的职员是什么级别，全程也不需要找什么领导。后来还有一些办理证件的问题和其他政府部门打交道，也很简单直接，态度也都很好。事情虽小，但却反应了香港制度的核心：一是以服务市民为主，不与民争利； 二是给予老百姓以信任，平等对待。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制度有信心，香港最近几年有很多外来移民，以至政府要叫停投资移民，这是比较根本的原因。
这种专业服务的精神遍布在香港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医疗和教育。香港的医生普遍脾气好，医患矛盾和信任在香港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偶尔出现一个医疗事故就是上头版头条的事情，医院自查，医管局等也会介入。我想有几个方面，一是医生的收入有保障，专业有专业的价格，患者一般也信任医生。二是医生的专业精神非常重要，香港的医生除非必要，不会上来就让你去查这个那个，有时候病人自己要求医生也会告知可能没必要，他们信奉最好的专业判断。
后来我还在想香港的医生护士其实压力也很大，为什么相对脾气没那么大，这个和职业精神也有关，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上班拿一份工资就要承受这份工带来的压力和不适，下了班回家就是家里的生活，工作的事情不带回家。我以前也是急性子，脾气并不算太好，这几年创业事情更多、各种压力更大，现在却极少发火，跟这几年的职业培养多少有些关系。
除了医疗，香港的教育也是极好的。校长和老师都非常用心，我出差比较多，很少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偶尔一次去学校，老师很快就认出我是谁的爸爸，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学校严禁给老师送礼，家长也不用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和老师搞好关系，以免老师偏心。老师往往也能做到一视同仁，脾气也很好，曾经有一次一个老师因为比较用力的甩学生的书包（不是推学生），结果就遭到家长投诉，学校要道歉保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医疗、教育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也关系着社会的未来。香港尽管贫富差距严重，但其实也做到了在医疗和教育的基本保障，香港的私家医生和医疗很贵，但普通民众却也能享受基本优质的医疗服务，生一个小孩可以花十几万住私家病房，也可以去公立医院只花几百元。教育也如是，可以去比较贵的私立学校（私立其实被大陆同等相比收费也低），也有不收费或很低的公立，而且除了学费，平时也基本没有其他各种收费。
制度、教育、医疗是很多人选择香港的原因，香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美食天堂之一，生活也可以很舒适和有趣。正是因为这样吸引了很多人，但也抢高了房价，造成了一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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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挑战
香港这几年经常在风口浪尖上，争议不断，这届政府上台以来本来矛盾缓和，这次修例却又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具体事件不多做评论，主要想探讨一下这个后面深层次的问题。
香港是全世界在城市里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官员的专业度肯定也位居前列。职业度非常高，执行很强，但政府相应也缺乏非常长远的规划，即使有在立法会也会有很多争议，议员多看重选票，更难去关注长远的问题。
高房价本身的关键是供应，这些都需要十年以上的规划，打好这份工的心态往往可以把近期的事情做的很好，长期的问题却需要更多的主人翁和创业精神，这一届的政府上任之初其实凝聚了很多共识，也制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惜这次修例却消耗了来之不易的政府管治信任。关于修例对错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也不评论政治观点，但时机却再坏不过，中美贸易战，内忧外患，正是需要凝聚共识和力量的时机，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一场迫切性不强的战役消耗力量实属可惜。幸好政府决定暂缓，中央这次表态也体现出大国智慧：支持、尊重和理解。希望社会能很快重复安宁，集中精力在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上。
香港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年轻人的问题。高房价、高物价下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大陆这几年推行创业文化，万众创新，虽然创业成功率不高，但也跑出很多独角兽和世界级企业，更重要的是磨砺了青年精神，温室的花朵是长不大的，经历了风雨才见彩虹。
我去过一些大学做讲座，校园里也不乏激进标语，其实值得反思，社会需要给年轻人一些上升通道。高房价下租金高企，年轻人创业也不易。从长远计，政府需要加大投入，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香港政府的财政近几年很健康，港府其实做得不错，但长远的投入过于保守，投资是为了未来，青年人就是社会的未来他们会引导这个社会的走向，投资在年轻人身上再多也不为过，如果香港能多出一些年轻企业家，树立的榜样和影响是巨大的。
香港这几年还有不少和大陆的争议问题。香港本地人抱怨大陆来客抢占资源，大陆客人抱怨香港人歧视、忘本。很多其实是角度和偏见问题，但香港近几年政治争拗大，一些小的问题很容易被升级和煽动。香港大陆本就血浓于水，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经济有极大贡献，香港人每每在灾难面前也慷慨解囊，汶川大地震捐了几百亿，大陆发展起来后也是香港这几年繁荣的坚强后盾。希望社会未来有更多的理性声音，大家能够摈除偏见，互相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防范一些来自两边极端的观点和煽动。香港和大陆只有比以前更紧密互动，才能在这个更不确定的环境下闯过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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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思考
不少人问我关于香港的未来和定位，我并非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对香港的未来却不悲观。香港的地位非常独特，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制度和专业优势是其他地方在短期内都取代不了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也对我们的国家有很重要的作用。香港现在的财政、资本市场还是很健康的，房价尽管过高，但杠杠水平非常健康，不太可能会发生97年的崩塌事件。
基础是好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香港目前还主要是靠金融和地产，如何在新的技术发展下抢占先机、发展新的创新产业，如何和大湾区尤其深圳互补发展，非常重要。香港的未来在于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年轻人，在于所有人对香港精神的守护和发扬，在于不懈的拼搏，社会弥平争拗。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所有香港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前路虽艰巨而漫长，在我们抱怨香港的各种问题时，更多想想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想想我们能为香港做些什么，只要大家摈除偏见，一起向前看，香港的明天就不会差。
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香港话题] 大陆看香港隔着普通话与粤语的距离，“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是伪问题
大陆看香港隔着普通话与粤语的距离，“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是伪问题
虽然大陆网友仍然是看客，但也值此重要年头，对事件各取所需，从中获得自己期待的信息。
目前事件已经得到暂时或不暂时的解决，这座美丽的城市再次平静下来。我们也得以更从容的复盘事件或再次解读。
上周末，有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在朋友圈广泛传播。从文章显示的阅读数字看，读者至少数十或数百万。
这样巨量的阅读和点击“在看”，意味着对文章观点的赞同或认同。
但这是一篇大陆人写香港并在大陆获得赞同的文章。或者说，这是一篇为大陆网友撰写的订制文章。
有点像：一位中国画家点评西方印象派作品，获得中国读者的纷纷点赞；一位老中医为国外癌症患者指点治疗妙方，被齐声赞扬弘扬了中华文化。
文章作者赵皓阳说，因为有在香港读书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赵皓阳开篇第一段话，就写得让人吃惊。
这位写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的人，认为他接触过的“ 很多香港青年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这是在消除偏见，还是在制造偏见？
与赵皓阳接触过的那些香港青年怎么那么倒霉，遇见了下嘴如此的大陆同学或内地读友。
赵皓阳继续说：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客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言简意赅的一个“蠢”字，也可以用“幼稚病”三个字，但就麻烦一些，我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这还叫“ 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客观的描述”?这能是“ 没有任何歧视”的正常表达么。
这就不是在仅仅欺负香港青年或香港同胞了，而是在欺负大陆网友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了。
为了证明他对香港青年的评价“蠢或幼稚病”是客观和不带偏见的，作者开始举例说明了。
是的，各位看官，您没看错。作者证明一个结论的方式，就是举例说明。
濠哥因此严重怀疑作者赵皓阳曾经在香港读过书。
赵皓阳举的例子是关于香港民主的，以下蓝色文字为原文照抄：
我问他（指某位香港青年），你为什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呢，甚至跟在英国国旗后面游行？
他说，因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现在香港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democracy。 我问他，港英殖民时代你们选过总督吗？
他一下愣了，那种黑人问号？？？？的表情看着我。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讲真，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
其实作者写的这个例子，此前已经无数次被大陆媒体写过或举过了。一点儿都不新鲜，也一点儿都没道理。甚至很流氓。
濠哥似乎看见一中年油腻男对一位香港姑娘说：当年英国男人强奸你的时候，你誓死反抗了吗？既然没有，现在轮到我了，你叫唤什么？
在赵皓阳的逻辑里，此时，这位香港姑娘应该满面通红的从了。
这是对香港人的再次伤害，在百年前他们被满清政府抛弃之后。
总之，依据这样一个自编自导加自嗨的例子，赵皓阳完成了自己的证明。
接下来，聪明睿智的赵皓阳要为你分析香港青年为什么那么蠢了。
赵皓阳写道：曾经，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对香港同龄人、台湾同龄人智商上的降维打击，我觉得他们太蠢了，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就碾压他们，特别享受他们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赵皓阳的这篇文章写得蛮长的，但通篇都是举例说明的逻辑。
香港的基础教育情况，濠哥不了解，没有发言权，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多所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评比的排行榜上，总是相当亮眼的。到香港读大学、上研究生，仍然是一些大陆青年学子的很好选择。
至于香港大学的排名，请各位看官自行检索相关的报道。
赵皓阳在文章最后说：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也可以换成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香港整个地方太小了，太闭塞了；而本地人又因为曾经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因素，弥漫着一种发达过后弄弄的傲慢情绪。可以说整个地区的人都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固步自封。如果抛去了香港优越的先天环境，香港年轻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至完全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的。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还可开心呢。
濠哥认为，赵皓阳是在用普通话解读香港，以大陆正版的思维观察香港，没有读懂香港人的精神内核，也没有尊重香港人的价值观。
这次香港事件，能够以目前这样的结果暂时平息，是香港价值、香港精神的现实证明和完美体现。
在港府撤回关于修改逃犯条例的动议并向民众正式道歉之后，虽然要求特首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林郑大概率不会因此下台。实际上，条例修改急刹车及道歉之举已经表明了林郑的重大调整。也因此避免了香港继续成为西方关注和中国焦点。
说到底，香港作为一个并无资源支持的海岛城市，能够成为超越东京、首尔和新加坡的亚洲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凭什么？唯一依靠的就是高度的自由环境、法治精神和国际信心。如果失去了这些，香港和内地一二线滨海城市又有何区别呢？维持香港的现状就是维护港人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这一点，如果港人不去守卫，也没有人能够代替港人去守卫。这就是港人治港的理由所在。
濠哥认为，港府在修改条例问题上大调整，除了本港争议之外，还有两大外部因素：一是台方明确表示，不会向香港要求引渡罪犯。此举让港府最早提出此项动议的理由失去了依据；二是美方关于取消香港贸易最惠地位的警告。众所周知，回归后香港仍然作为单独关税区和单独经济体参与国际体系活动的，这一巨大福利岂能失去。
香港如果失去了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和标签，是全体香港人最大的利益损失。同样， 香港如果失去了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和标签，也是中国的损失，全体中国人的损失。
6月18日，港府召开记者会，就修例引起的社会争议公开“向每一位市民诚挚道歉”。林长官表示，她个人要为政府工作的不足负很大的责任，并称这次事件令她知道要“做得更好”。但她仍然拒绝明确使用“撤回”的字眼，只称修法工作已经停止；她也避谈辞职，强调希望能“继续为社会服务”；关于期间抗议活动所谓“暴动”的定性，她表示从未将市民和学生视为“暴徒”，并称和平参与集会的人不需要担忧被起诉的问题。
就此事件看，香港人远比赵皓阳本人更加理性、文明和睿智。
赵皓阳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毕业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圣母去过多操心香港有没有未来，我比较操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今的香港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反应很多的问题。
此言再次表明赵皓阳的视野狭窄。香港的未来和中国大陆的未来是相互联系的，大陆网友之所以关注香港的未来，正是在关心中国和中国大陆的未来。
赵皓阳处处把自己与香港割裂开来，显示他不仅还没有从香港毕业，甚至这辈子也毕业不了了。
最后，濠哥想用一句话来点评一下赵皓阳及他的文章，他是在收大陆网友的智商税，他的那些关于投资的建议等等，也是要在大陆市场收割“韭菜”。
唉，这就是命啊！
原文来自：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M3NzUwOA==&mid=2651686698&idx=1&sn=45cc4959e3e4b558c7838205d0325931&chksm=800c94e1b77b1df778c67efc09bc00f73f7389a9fe4853a736b9bd80f0d231de04da38223201&mpshare=1&scene=1&srcid=0628W2XMIBw2dCRKXVexUpMs&pass_ticket=3Fs7nHbQOB%2FMbykOVIBMh7aox57Qqd3QjbSnmArnV9w6NDeOKJoK4psykAP27wFv#rd
[香港话题] Kief：《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
Kief：《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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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ief（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23473605/
上街游行的香港人，从青年到老年都有。
我通常懒得写什么东西来批评朋友圈爆款爽文，但昨天一篇《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让我出离愤怒、又感到害怕。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看似极为理中客的论调和分析，对平日不密切关注时政和政治理论的读者来说，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文章作者用来「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的对这些香港青年的形容，基本上可以返还给他自己：
真的不是坏，只是蠢而已。
且不论文字中无处不在的傲慢，这篇文章和其背后的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始终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完全没有从政治的维度、特别是香港与北京的政治关系的维度，来讨论为什么会有百万人抗议游行的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与咪蒙那类精心编织的文章不同，我认为作者并不是有意规避了政治，而是他，和太多人一样，在分析问题时都早已习惯了政治视角的缺席。
对这些人来说，政治原因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是事情的根本原因。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人，就像这些香港青年，会单纯为了所谓的democracy, liberty和rule of law而自发自愿地抗争。这背后要么是有境外势力，要么是有经济背景，要么就是像那篇文章作者说的一样，是他们自己缺乏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常识。
当然了，退一步说，我也并不认为香港青年也好台湾青年也好，他们其中就不存在缺乏常识、视野狭隘和莫名其妙的傲慢（甚至我来新加坡之后都会吐类似的槽）。但是，被多年以来的阉割式教育，和步入社会之后被无处不在的资本崇拜所影响的另一批人，实在没有太好的理由把自己放在高出这些同胞的位置，来点评那些他们在经历和实践，而你却连说都说不得的问题。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这样的文章，还代表了一种我们这边常见的特长——普通人都特别擅长从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美其名为格局大。但当你只会对宏观经济和教育体制品头论足时，你根本不能从一个普通香港人的视角理解，是什么影响了他/她的生活和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真正让他们迈出步伐。
「那些智力超常的人啊/认为已经/熟悉了云和闪电的脾气/就不再迷惑/就不必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
曾经就在我还念书的时候，我也狠狠地质疑过广场上和中环的学生领袖，认为他们思考不够成熟，行动不够审慎。但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同意，你可以做一个所谓冷静理智的旁观者，但永远不要居高临下地嘲笑和讽刺别人亲身的要求和抗争。
[香港话题] 居港昆明blogger：《请收起你的厌港症》
居港昆明blogger：《请收起你的厌港症》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23504563/
或者来源：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386585/【反送中】「香港靠誰救」筆戰：《請收起你的厭港症》原文
或者来源：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386585/【反送中】「香港靠誰救」筆戰：《請收起你的厭港症》原文
那篇《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有朋友发在了群里，连我爸都发给我了。看过之后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仔细琢磨之后才恍然大悟，貌似真理，却错漏百出。我很庆幸没有在我的朋友圈刷屏。
在作者百度百科的页面中，显示作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个青年左翼学者，但是没想到他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反而是那股居高临下右派精英的恶臭。
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也是我的母校，读了一年的授课型硕士。在香港的一年，似乎并没有让他学会如何谦卑地去认识一个有血有肉有历史地方。
一、故事一先说说作者的第一个故事，此类香港人我也遇到过，他们是蠢，但是作者借蠢人为北京辩护，就显得格局不高了。
先讲讲他口中的「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六七年在香港发生的暴动事件，被认为是1949九年后香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那时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香港的左派亲北京的团体，借劳资纠纷，在文革风潮的鼓动下，发动了暴乱，街上充斥土制炸弹，人心惶惶，连金庸因为在《明报》撰文批评左派行径都被威胁，被迫逃离香港避祸。整个事件反而增添了市民对左派的厌恶情绪。港英政府意识到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量修建公屋满足大众住房需求，推行九年免费教育使更多孩子能够得到教育。最后，这个打着反殖民旗号的左派暴动，最终却把港人推向了殖民政府那边，真是历史的讽刺。另外，作者笔下第一个故事的背后，存在一个逻辑错误。以前港英政府不给香港民主，并不能合理化现在北京不给香港民主这个事实。文章只是用一个逻辑错误去攻击另一个怀念港英的蠢学生的逻辑错误。
二、故事二再说说作者口中的第二个故事。
作者原话是「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骂人智障）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甚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运动，这是原则。」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他是学生会干事成员，在开会中被别的香港成员要求表态。在现有的，我能在网上了解到的讯息中，作者只是一年制授课型硕士。但是，在浸会大学学生会的章程中明确写到，浸会大学的学生会只是本科生的组织，成员只限本科生。
所以作者是没有资格参与学生会的活动的，更遑论进入干事会开会，他们研究生有自己的研究生会。而且，学生会干事会的组成，也是先有一帮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团队，俗称「庄」，最后不同的团队在咨询会中接受咨询，（其实就是接受各种质疑）。最后由所有学生会成员，即所有本科生根据不同团队各自的政纲（其实就是立场），以及在咨询会中的表现投票选出当选，称为「上庄」。
显然，作者和那位「在座的理事」并不像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整个故事二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另外，以我以前上庄的经验，以及对身边各种庄，例如学生会、宿生会、兴趣团体的庄的运作的观察，任何庄的重要决定都是开会后表决形成，很难有谁逼谁表态的情况。上庄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很宝贵的对组织民主的重要实践过程。虽然在学术上，内地学生几乎辗压Local，但在经历过很多活动的合作、互动之后，真的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执行力。千万不要低估香港人的民主素质。
三、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匪夷所思的是，作者用简单的几个蠢的香港学生例子，加上「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就得出了香港基础教育出了问题的结论。这就是作者最狂妄自大而幼稚的臆测。
本科毕业后这几年，我一直在香港的教育界工作，待过普通本地中学，现在在一所国际学校的小学。我觉得相比作者，我应该更有资格评价香港的基础教育。
如果非要比两地的课程，任教中文和数学的内地同事认为，香港的中文和数学确实更简单些。至于理科，以我做过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简称DSE）各理科的试卷来看，理科的课程范围比内地高考课程更广，甚至更深。例如，当年我学的高中化学，在反应速率、化学平衡那部份，课本没有涉及平衡常数的概念，只有一个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课程必修平衡常数。生物相比内地生物课程深度和广度多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只有物理，香港课程虽然涉及面更广，但题目确实更简单些。文科我不熟悉，所以我不敢下结论。另外，DSE的英文，绝对比高考难几个度，词汇量、写作要求的水平都辗压内地高考。想更细致了解香港高中课程大纲，可以参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课程及评估指引。顺便说一句，作者提到内地九年义务教育的高素质，却选择性忽略了香港已经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几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毕业。未来，甚至连幼儿园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费，已经由试点计划在进行中。
如果没有实际认真研读过课程大纲，没有实际的教学观察，单凭几个蠢学生就说香港基础教育出问题，作者不是蠢，就是坏。
对香港基础教育，我有太多话想说。我主要看到的优点。
1.教师专业；
2.重视德育及课外活动；不过和内地同样也有过份应试、填鸭的问题。
另外，作者屡次说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以我的理解，导师只会是研究型课程Mphil和PhD才会有的吧。他说的也许只是课程的Coordinator吧。作者这一句「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背后的意思就是「西方哪个学者我不知道？我跟导师精英儿子谈笑风生，你们这些平民图样图森破」。这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出来的话？
四、林郑竟然和地产商有千丝万缕关系？
这一部份作者关于香港地产霸权的结论不假。香港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被几大地产商垄断了的经济体。但把责任推到几任特首和地产商勾结那就可笑了。林郑参选特首的时候，因为本科学社会学的关系，又曾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参选政纲又提高了基层福利。商界还担忧会不会出一个社会主义的特首，为此林郑还专门作了澄清。林郑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可提供26万至40万套住宅，比作者提到的董先森八万五有力度多了，然而，作者又选择性失明。我真的要为林太叫屈。
为甚么香港房价这么贵？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土地归英女王所有。所有私人发展的土地，都是从政府手上租到的。政府限制土地开发，人为地提高了地价，名义上，政府就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发展该土地上的配套基础设施。1997年，香港房价到了高点，然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之后非典等的打击之下，在2003年到了最低点。那时百业凋敝，再加上一些政治原因，触发了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随后，政府叫停了土地开发拍卖等，中央又开了自由行为香港输血，香港房价得以恢复。在08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放水，又刺激香港房价连涨十年，已经大幅超过97年水平。香港房价如此高，既有政策因素，又有环球经济因素。
五、香港人都是蠢货？
「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
豆瓣有一个豆列，列出了很多类似的言论，非常有力地回击了有这种想法的人。点进来就看太监如何谈论性生活。
（注：笔者在豆瓣的「自我介绍」中，自称为「昆明人士，HK工作ing」，目前正在香港一所国际学校的小学任教）
[香港话题] 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2014）
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
助赢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
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来源：天涯论坛（作者为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来源：天涯论坛（作者为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
[香港话题] 赵皓阳：《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震动全球，内地媒体、香港媒体、香港内部、内地人内部，都出现了激烈的分化现象。逐步记录几篇，或许日后大家看得更清楚谁说得更在理。
赵皓阳：《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香港的繁华是那些「主人们」的繁华，是那些「0.1%」的罗曼蒂克，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再加上又没有受过系统而可靠的基础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蛊惑。
（一）
因为有在香港读书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可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言简意赅的一个「蠢」字，也可以用「幼稚病」三个字，但就麻烦一些，我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我在爬大东山看落日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校的香港朋友，他大概加入了类似「本岛（本土）人优先」这类乱七八糟的组织，比极端港独稍微好一点，对大陆人也没有那么多敌视，大致立场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多好，现在香港不好是因为大陆政府管着……
我问他，你为甚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呢，甚至跟在英国国旗后面游行?
他说，因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现在香港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democracy。
我问他，港英殖民时代你们选过总督吗?
他一下愣了，那种黑人问号？？？？的表情看着我。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讲真，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惭）、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
第二个故事，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骂人智障）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甚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虽动（学运），这是原则。
我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你说的学生会的理念、最高原则甚么我们都认同，这同样是我们大陆人民所认同的价值观，你所表达的，就是民主和自由两种理念。
他说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
我说民主讲究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共存于尊重，自由讲究每个人表达观点的权利能被保障。既然是自由，那我们有没有不支持台湾学生的权利呢？既然是民主，我们有没有保留不同观点的尊重呢？你这种做法，跟学生会的理念完全不合，你这是妥妥的专治啊。
直到我毕业，他们再也没有闹过甚么么蛾子（耍花招）了。
他们不仅仅是缺乏常识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总能做出让正常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台湾跟香港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这个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X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若论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会让台湾青年独领风骚。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X就牛X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要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要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傻X。
延伸阅读：
《请收起你的厌港症》原文
《隔着普通话与粤语的距离
答不到「香港有救吗？」》原文
《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原文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原文
曾经，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对香港同龄人、台湾同龄人智商上的降维打击，我觉得他们太蠢了，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就辗压他们，特别享受他们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要知道，香港大学就读率在15%左右，也就是说我能接触到的这帮人里，已经算是精英了，但他们就是这水平，连基本的历史和政治常识都不了解。就算他们引以为傲的英语水平，其实也比不过大陆同班同学。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再之后才意识到的：他们并不是香港最拔尖的人才。
（二）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甚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两）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阶级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拿）甚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拗手瓜）。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而剩下99.9%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烂在了这一洼小地方。我一直在说，香港绝大多数平民生活质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首先房子就那么小，房价还那么高——平均一间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价达到了19.68万一平米（2018年的数据）；道路窄小拥挤，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气候闷热潮湿，唯一好一点的估计就是吃的好吃。但综合来看香港空有一个自由港、亚洲金融之都、经济龙头这些光鲜亮丽的牌子，老百姓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间房子就把他们都掏空了。
香港的繁华是那些「主人们」的繁华，是那些「0.1%」的罗曼蒂克，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再加上又没有受过系统而可靠的基础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蛊惑：一说就是抗议，一闹就是上街，还一个个觉得自己挺光荣挺正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永远背锅的大陆，而香港真正的主人——地产大鳄、金融巨头和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儿孙们，在背后默默地数着钱。
于是精英们的「愚民教育」成功了，一些底层人民甚至也乐于看到自己学业压力减轻，主动拥抱所谓的「素质」、「宽松」、「多元化」的氛围，于是0.1%的统治牢不可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封建血统都要稳固，long may they reign。
（三）
我们若说这是精英阶层——也是制度制定者们，有意识的愚民教育，似乎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我们只看结果，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甚么，不知道自己的要求。
我之前的文章写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他们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以及关联行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额在40%以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60% 以上，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债券市场中房地产股占港股总市值1/3，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呈现「荣辱与共」的现象。房地产和银行业也互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终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全部以地产发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野蛮地产业下香港人民严重受损的生活幸福指数：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平方米。
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香港经济转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简单，我是资本家，投资地产业回报率最高，我肯定不会冒着风险去投资新兴产业；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创业吗？我们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几大地产商发家的基础，地产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1,000亿美元。
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新兴）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越来越重的稻草堆。
房价远远超出合理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治理缺失是重要原因。说起香港这几任特首，董先森（先生）吼不吼哇，董先森当然吼啦，但是董先森为甚么吼呢？因为董先生是香港历任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地产背景的特首。董建华靠航运起家，父亲董浩云是香港「七大船王」之首。即便后来世界航运业不景，家族企业面临破产危机，董建华也没有收地产业一分钱，拒绝了四大家族注资之请，最后是霍英东带领注资1.2亿美元，董家企业才得以重整。董建华为了遏制地产投机大潮，大力兴建房屋，恰好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使得房价在他上任头两年跌去一半，此后又经历非典，房价在03年低谷时已经只有97年的三分之一。
而曾荫权就没有董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了，他在任期间被爆出多项涉嫌向商界利益输送的丑闻，其中大多都是地产商。包括多次乘坐富商豪华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还有各路地产商赠送的贵重礼物。退休后曾荫权租用一处500平米的豪宅，年租金仅有8万元，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要知道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租一个7平米的单间一月都要4000房租。就在上个月，曾荫权被法院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刑20个月。这件案子证据非常充份，所以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都没有引起过多争议，而拉他下水的就是地产商。曾荫权任内7年，私人住宅落成量一直维持低水平，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不足董建华时期的一半。卖地数量同样低，每年平均只卖出8幅住宅地，令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在他任期内，房价飙升数倍，已经超越了97年的高峯。
香港第三人特首梁振英更是地产核算师出身，曾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更是根正苗红的「地产人」。然而，毕竟作为一个特首，还是要为香港经济的全局考虑，梁振英也肯定明白地产业对于香港经济的「吸血」与抑制，早在董建华时期，梁就是董限制房地产政策的支持者。等到他上任后，更是连续出台了限制房价的十条政策，被香港人称作「梁十招」。然而他毕竟跟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推行也遭到地产商处处掣肘，香港房价调控丝毫未见成效。
在任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我又在她的履历中发现了「2003年，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一条。
历任特首里，最有希望解决香港地产困境的还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华特首推出的「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产商。然而随着政策的推出，香港房价持续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为他们说白了也是房价上涨的既得利益者。这时候香港媒体也跟着阴阳怪气煽风点火——反正房价上涨是政府无能，房价下跌也是政府无能，媒体总要搞个大新闻把谁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饭嘛。于是一时间整个香港哀鸿遍野：涨了这么多年的房价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国要亡啦……更过份的是还给董特首取了一个外号叫「董八万」。最后在香港人民抗议房价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抗议游街中，「八万五计划」胎死腹中，香港楼市也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也可以换成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香港整个地方太小了，太闭塞了；而本地人又因为曾经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因素，弥漫着一种发达过后弄弄的傲慢情绪。可以说整个地区的人都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固（故）步自封。如果抛去了香港优越的先天环境，香港年轻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至完全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的。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还可开心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毕业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圣母去过多操心香港有没有未来，我比较操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今的香港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反应（映）很多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问题。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说过，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性推广。这一举措让即便最偏远的农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都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口红利，不是单纯的人多，而是能够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能够纳入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多，这才是真正的「红利」。义务教育带来的是高素质劳动力，这个「高素质」不一定是要读到本科硕士之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来说的。放眼全球，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已经算是妥妥的「高素质」了。为甚么印度人口同样众多，但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人口红利存在？因为印度没有经历过我们翻天覆地影响深远的革命，农村等广大地区封建残余严重，广大人口活在泥里并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网上经常调侃的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含义，但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印度现状——广大人口既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也没有实力进入市场去消费，他们是被整个经济体抛弃的一群人，要命的是这群人是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甚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1至10比特。」
「甚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1至10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覆）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至10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5B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像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有很多人认为「高考」是我国教育公平的很好体现，我说并不完全正确，真正的教育公平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高考只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份，只是一个结果、一个仪式化的认证，我们不能像香港人一样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本质问题。所以，正如我在《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甚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这两篇文章里，用近三万字分析的结论：有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医疗算一个，教育算一个。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现在社会其实有一些很不好的端倪了，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财政支持不够，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跑龙套
）；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甚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另一个是房地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是被房地产吸干了经济活力的城市，纵使有着繁华发达的表皮，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很难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我们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比如「六个钱包」（夫妻，和两边四位父母）供养一套房产的理论，这说明房地产产业不光吸老百姓的血，还在吸其他产业的血——六个钱包都供了房子，那别的产业评甚么活？更多地（的）分析在《房地产市场批判》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是那句话，为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香港问题，因为有些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赵皓阳，90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香港浸会大学硕士毕业生，创立有公众号《大浪淘沙》及读书会，曾以一篇《被割裂的北上广深》的爆红网络，2017年出版书籍《生而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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